开学在即，广州市小学一二年级推出了“下午3点放学”的新政，这是响应国家“双减”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。这一举措的初衷在于，通过缩减周课时为学生增加自主安排课外活动的时间鼎合网，这一点理应肯定。然而，“放学太早”引发了不少家长的焦虑。减负固然是明确的方向，但与之配套的“社会时钟”，似乎尚未校准到位。
“早放学”政策本身以儿童发展为核心设计，伴随课时减少，教材内容有所精简，考试难度也相应降低，旨在将低龄儿童从机械学习中解放出来，获得更多户外活动与自主探索的时间。广州多所学校正尝试将“多出来的时间”转化为素质拓展的机会，开设棒球、粤剧、机器人等特色课程，努力让课后时段成为“成长增值期”。然而，下午三点左右的放学时间与大多数家长的下班时间明显冲突，形成了一段“看护空窗期”，尤其为双职工家庭带来巨大挑战。尽管学校将提供课后托管服务，家长仍心存忧虑：课时减少后，考试难度是否真能降低？“别人家的孩子”会不会继续补课？在升学压力的隐性传导下，一些家长认为，减少课时反而加重了家庭的教育负担。
早在今年7月政策发布之时，已有家长就此情况向市教育局进行了投诉。图源：南方都市报
将放学时间问题简单归为“学校责任”或“家庭责任”，无疑是片面的。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鼎合网，恰恰折射出当前教育观念中的深层矛盾：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，本应形成合力的学校、家庭和社会，却在功能分配与制度衔接上出现了脱节。因此，当我们争论“谁该负责”时，更应该聚焦的是“如何共同负责”。
事实上，我国教育实践中曾有过不同的时间安排模式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单位的托儿所、学校的延长班等机制，曾有效缓解了家长接送与看护的难题。随着社会结构转型，原有支持体系逐渐消失，而新的配套机制未能及时建立，导致在儿童教育的时间安排与责任分配方面出现新的矛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早放学”争议就是一场是教育理念与社会结构的碰撞。
破解“早放学”带来的困境，需要构建一套“共同责任”体系。学校应发挥主阵地作用，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，开展体育、艺术、科技等素质类课程；用人单位可逐步探索弹性工作制，帮助员工缓解接送压力；社区可整合志愿与公共服务资源，提供临时看护与活动场所；政府需通过政策支持和财政保障，推动建立普惠、可靠的托管系统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应从观念上认识到，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，更是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全面、健康的成长环境。这其中，也应当包括让孩子在学习与生活的实践中，逐步成长为能够自主安排时间、管理行为、负有责任感的个体。
在教育资源分配尚不均衡、社会竞争压力依然较大的背景下，“学习时间减少”所引发的家长焦虑不容小觑。这种焦虑，与其说是对政策本身的不信任，不如说是在教育评价体系仍较单一的现实下，家庭对公平机制与未来出路的一种本能反应。唯有构建起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，在社会上树立多元化成才的观念，“减负”政策才有望真正落地生根。
下午三点放学本为减负，却催生了“空白两小时”的集体焦虑。然而在这场讨论中，孩子的意愿与主体责任恰恰缺席。当一个族群的童年被无缝衔接的培训班与成人化的规划彻底填满，其天性该栖身何处？教育若只剩“管教”而失去“留白”，便如同将野生的树修剪成规整的盆景，虽安全，却失了生命力。我们亟须回归儿童本位，倾听其声音，尊重其节奏，让放学后的时光不再只是成人的焦虑延伸，而是孩子自主探索世界的珍贵缝隙。
教育的真谛绝非将孩子的时间填满，而在于为他们的成长恰当留白。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共同承担责任的教育生态，接住那“多出来的两小时”，让其成为滋养童年、激发创造力的宝贵时光。
撰文：秋巽
编辑：小关
校对：赖玉清鼎合网
长胜证券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